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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问题摆在智能的机器面前，只存在着理论上的“最优解”，没有情感顾及地选择最优，自然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，在带给极客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时，也同样带来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。在所有的担忧中，有一类担忧明确地对未来社会的劳动力分配提出了新的设问。它源于“人类大多数工作将要被机器所取代”的思维恐惧。而在我看来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真正会带来的结果，可能与我们大多数的估计恰恰相反。机器将把价值链上游，涉及价值观或具有极高智识门槛的工作牢牢占据，与此同时，人类将补齐那些低附加值低门槛的社会工种。
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因为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极高的机器效率刺激了社会需求的转变。
那么，什么是效率？
德国哲学家马克斯·韦伯提出了“工具理性”和“价值理性”的合理性学说。简单说来，“价值理性”在意的是做一件事情的初衷是不是正确，而“工具理性”则是在强调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。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，实际就是对“价值理性”与“工具理性”的另类思考。
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，离不开“工具理性”的效率调节，在可能稍显残酷的社会活动中，它划定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边界——提升社会的效率和追求市场的竞争机制，恰恰是鼓励人类发挥自身才能，约束物质生活得以合规进行的重要前提。
而“价值理性”，则补充划出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——只有具备了向前的精神意志，和美好纯洁的信仰，才有可能将“工具”利用起来，崇高的“价值理性”赋予了人类在追求效率时，兼顾公平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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